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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更改前后的宪法条款三年和五年在逻辑上无法兼容。

在这一方案之下，无论修宪所引起的是宪法内容的大改还是微调，全国人大在每次修宪时所通过的都应当是一部宪法典而非若干条宪法修正案。这一点在很可能减少了各州的疑虑，促使宪法草案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经批准而生效。

但若从整部美国宪法来看，宪法条文则是以时间顺序排列的。最后，全国人大还需要以法律或决议的形式授权特定的机关或者机构根据修宪决议产生新的宪法修正文本，并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领导和监督宪法修正文本的编辑工作。有鉴于此，在通过修宪决议之前，全国人大需要通过一个专门的决议将日后产生的宪法修正文本确定为宪法的标准文本。在查阅宪法原文及修正案时，对我国宪法还不甚了解的公民有可能被过时的宪法条款所误导。这一段话无疑确证了：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是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秘书处在宪法修正案通过以后编辑产生的，而不是由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通过的。

在美国，宪法的修改往往伴随着各种政治势力的交锋和角逐，各种力量相互制衡，大大增加了达成修宪合意的难度。根据我国宪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宪法的修改需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这一做法引起英格兰教会的反对，主教们决定将选举大主教的权利由名义变为现实，于是推选副大主教雷吉纳(Reginald)。

[14]约翰即位后，破除了由王室大臣管理国家的局面，用自己缺乏耐心且并不胜任的方式开始了糟糕的统治。应该说，它在这一方面的价值是被夸大了。[10]李束主编：《世界法学之最》(外国部分)，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1213年，约翰王蓄谋消除腓力二世的威胁，向法国发起进攻。

中国古代史是旧的铁板断裂，继而代之以新的铁板，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不过也有另一种可能是，当时的沃尔特就已对约翰的暴虐性格与任意妄为的倾向有所察觉，这一不同寻常的加冕环节，或许是他身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所能做的仅有的防范。

然而，同年7月27日，约翰王在布汶战役中彻底败北。1215年1月6日，联合起来的领主们以耀武扬威的军事方阵前往伦敦，直白地要求约翰王以《亨利一世宪章》(Charter of King Henry I)的形式确认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时代颁布的法律和授予领主、教会与王国的自由。一般认为，皇权专制、中央集权是传统中国无法产生民权理念、宪政意识的根本原因。封建领主和英格兰教会在政治、财税、司法、宗教自由等方面感受到的，是其源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曾经亨利一世确认的古老习惯和法律以及自身权益的不断丧失。

国王常因受贿而指定女继承人的婚配对象，或出卖其婚配权，价高者得。例如，李束将其称作世界上第一部具有宪法性的法律。这一时期，约翰王的主要目标是教会财产，虽然暂时减轻了对贵族领主的压迫，但其对于教会的盘剥却传导至最穷苦的民众，继续酝酿着1215年的危机。他们对被征服的民族和部落实施残酷无情的由国家组织的恐怖统治，保持常备武装力量以镇压不屈服者，同时推行相对多元的法律和宗教政策。

摘要:  诞生于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八百多年来饱受赞誉和争议。[65]历史的轨迹如此诡谲，一项源自法兰西的制度，在催生英国宪政的同时，却在其本土湮没进历史的尘埃，两国宪政发展的轨道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延伸开去。

从后世来看，威廉一世的《末日审判书》、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理查一世大败穆斯林统帅萨拉丁(Salah al-Din)等历史事件，都是推动英国历史前进的伟大功绩。他专心致力于教会的实际需求和一种长期被忽视的关怀，密切注视劳动人民、手艺人和无助的穷人的安全。

到14世纪初，一个中央集权的法兰西逐渐浮现。当然，1215年的领主们知道，要废除令状制度和王室法院已经是不可能了。由此约翰王与教皇、朗顿展开了长达六年的对峙。《大宪章》在13世纪历经3次修订、5次重大重申，1225年的修订版本成为最终定型的版本。作为亨利二世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克拉灵顿宪章专门对教会法庭与王室法庭的司法管辖权进行了划分，成为王室与教会间达成妥协的基础。人们常常把封建与专制二词合起来使用。

11月4日，约翰王在圣埃德蒙顿教堂面见了不满的领主们，双方未能在争议上达成妥协。亨利二世建立的令状体系中有一种传召出庭令(Praecipe)，它可以撤除当事人在领主法庭的诉讼，并使之接受王室法庭的审判。

当理查一世被囚禁后，沃尔特率领部队撤回英格兰，回程途中他面见了被囚禁的国王，并被派回国内筹集赎金。[73]1215年《大宪章》的意义在于，它是整个英格兰民族身份觉醒后的第一次伟大的公共行动，为一个世纪以来国王、教士、法律人在无意识中所达成的功绩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身后被教皇封授为圣徒的路易，以基督教义宣扬和解精神，与许多法兰西封建主乃至英国国王达成和解协议。[27] 与此同时，自称是忏悔者爱德华的合法继承人的威廉一世，注重保留盎格鲁-撒克逊王朝的旧法与习惯，力图在诺曼底王朝的统治中找寻旧制与新制的平衡。

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缺乏足够独立的、能与皇权抗衡的贵族领主阶层，而大一统的集权政治结构、儒家意识形态的深入骨髓与官僚士绅阶层的联络黏合，使得中国古代专制社会难以孕育出《大宪章》这样代表大地主阶层利益的宣言。在当时，英格兰国王被称为君主(Lord)，教皇则被称为君上(Overlord)，教士与信教的臣民对于教皇的忠诚，在一定程度上超过对国王的忠诚。不过，在《大宪章》诞生之前，骑士服务一直是十分重要的封建义务。（五）免服兵役税（Scutage） 随着领主骑士的作用不断下降，职业化军人的作用愈加显现。

然而，封建与专制两词表达的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社会形态：专制不仅不是封建的特点，反而是与它对立的因素。国王保护封臣，封臣为国王提供服务，这种互负义务与英国的土地双重所有制度互为补充。

此外，亨利一世还仿效威廉一世，派出代表前往各郡进行巡回调查审计(Eyre)，这便是后世巡回法院的前身，显然其最初的建立目的并非是司法而是财政。在亨利二世身前身后的几十年里，领主们一直在试图抵抗王室法院的扩张，意欲恢复领主法庭的权能。

[41]贝克特在情势所迫之下，不情愿地接受了克拉灵顿宪章。1199年5月27日，在约翰王的加冕典礼上，沃尔特发表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讲。

1166年，通过制定《克拉灵顿诏令》(the Assize of Clarendon)，改革了刑事诉讼程序，将陪审团审判的模式系统化。从一品大员到基层士绅，两千年来都对这一意识形态服从和认同，从而使中国的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相互融合，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由知识分子建立、维持的中央集权体系。[55]封建侧重表达地方的分权割据，而非中央的集权统治。（三）出席法庭（Suit） 封建关系中很重要的一项义务，就是领主在和平时期出席国王法庭进行司法审判和参与行政管理。

约翰王成功地以其统治得罪了所有社会阶层。1.继承土地许可费(Relief)。

[43]这一环节给予约翰的加冕更大的合法性。[38]最终得以回国的理查一世却并未对英格兰表达任何谢意，他的末期统治仍是以不断增加的税收为最大特征。

到约翰王统治时期，领主们在国王自私自利的对外扩张与防御中看不到一丝好处，更不愿意为了国王在海外的个人利益而参与对外战争。在封赏他的支持者时，威廉一世会将封地分撒在王国四处。